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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老虎拖走 (开创江阴布道站)

江阴布道站2

十九世纪末,数十年外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憎恨洋人的情绪,江阴布道站是在仇外情绪达到高潮时建立的。这是一个对基督教传教士反应强烈的时期,他们被看作西方文化渗入中国的代理人,也被视为和当地绅士争夺领导权和保护权的对手。这样的后果,对创建者来说,建立江阴布道站的最初几年是一段磨人的经历。

多年以来,南方长老会在华布道团寻求在位于无锡北面的城市里建立一个布道站。三位传教士乔治 哈德森,汉普顿 杜波斯, 和约翰 帕克顿分别多次考察江阴(或传教士们记录下的当地人的发音“刚阴”)。终于在1894年春天,传教士们租赁了一幢小屋作为传道的根据地。然而,由于当地的乡绅和地方长官(知县)的强烈反对,在华的布道团还没来得及给传教士们分配任务,就放弃了这个传道站。地方乡绅在六月份组织了一场抗议示威游行,知县宣布虽然外国人受到保护,但是本地居民如果参加礼拜仪式,无论是谁,一律不受到保护。可是一些江阴居民仍然对传福音感兴趣,甚至一些人到无锡去拜访那里的传教士。

第二次设立布道站的尝试发生在1895年,而且遇上了同样固执的反对。最后是在美国驻靖江的领事A.C.琼斯的干预下,才租到一幢大一些的屋子。

汉普顿 杜波斯教士(1872年苏州布道站的创建人)和R.A 哈顿教士(路易斯安那州人,1891年来华,当时逗留在无锡布道站)首先拿着领事的信,呈给江阴知县刘延康,请求批准传教士租地和开设布道站。刘未作任何答复就打发两位教士离开了。接着.琼斯领事和两位教士到靖江道台(巡察大臣)那里寻求帮助。在处理中美关系的事务上,美国的领事可以直接去见海关道台的。海关道台通常负责监管某一港口和周围的地区,而且道台通常把具体的外交事务交给地方官员去处理。在这桩事例上,靖江的陆道台责令刘知县停止刁难传教士。哈顿终于在1895年5月,租赁到一幢房子。在两位当地基督徒的陪同下,居住在那里面,一位是退伍士兵,另一位是学校的教师。杜波斯教士返回苏州和家人团聚,并继续在那里传福音,留下新近丧妻的哈顿独自一人处理江阴的布道工作。

哈顿在江阴度过的第一年中,修缮布道站的房子,为地方病人医治患小毛小病(据说一个月治病700人次)。他开展布道活动,尝试着和当地民众交朋友。“华北先驱报”记者于1895年秋访问江阴,他报道说民众对布道怀着友善的态度。九月份,赖斯 利特尔教士(北卡罗莱纳州人)一来到中国,就和哈顿一起从事早期的布道活动。在一位不懂英语的学究的帮助下,利特尔教士一开始花了些时间探究汉语的奥秘。专为传教士设立的语言学校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出现之前,聘请私人教师是获取汉语交际能力的唯一途径。哈顿和利特尔终于把布道站的房子改造成更适合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邻居们戒备和好奇的目光下---哈顿相信他们是仍旧反对布道组织进入江阴的那些乡绅的密探---传教士们铺设地板,隔出存放杂物件的小房间。每位传教士都拥有提供起居和学习的房间,剩下的三间改造成一所小教堂,一间库房和一间厨房。有时候,教士用从花山采集来的金色杜鹃花装点房间,利特尔写道,“为王老五的房间增加点亮色。”

不久乡绅们孕育的怀疑和反对达到了高潮并产生了一起拙劣的对抗,这场冲突导致了美国政府的正式介入。哈顿和利特尔使用的房子是于1895年5月从一位沈姓的地主那里租来的,租用期是10年。沈地主乐意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原因是他是个鸦片鬼,急需要钱。虽然美国传教士已经付了5年的租金,不到一年,地主派了一名他的代表环迟尧来要求传教士再付100元房子的门窗费,沈说这笔款项没有包括在原来的租金里。环迟尧,一名公认的野郎中,显然他曾充当过1894—1895年传教士租房时租金保证的中间人。他也是个鸦片鬼,因为常见他去城里的一家鸦片馆。据说环曾经希望从传教士那里寻求到一笔贷款,但后来被拒绝了。1896年4月,哈顿和利特尔拒绝满足环代表沈地主提出的最近这次要求,他们认为这个要求荒诞可笑,而且带有敲诈性质。环前脚离开,沈地主后脚跟来,他解释清楚了事实。经过一番讨论,两位传教士同意再延长一年租期(从10年延期到11年),并预付了一年租金,为了庆祝做成了这笔生意,沈地主设宴招待哈顿和利特尔以及他的其他朋友,唯独没有请环入席,因为沈对他的办事不满意。

此时此刻两位年轻的传教士也许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可以回到布道活动上去以便赢得社会上的信任,并试图吸引民众到基督教的信仰上来。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使国内的城镇和乡村弥漫着怀疑和紧张的气氛。当地乡绅认为基督教是迷信的,是对儒教的挑战,而乡绅们是儒教的维护人和受益者,他们憎恨传教士因为乡绅们自视为百姓的导师和社会福利的奉献者,而这些传教士是他们这种传统角色的篡夺者。在社会上,基督徒被视作传统文化的叛徒,因为当这些遗产和责任与新的宗教信仰产生矛盾时,他们放弃了自己中华的传统遗产,忽视了公共的责任。 例如,受政府颁发的1881年条令的保护,信徒们可以拒绝缴纳钱物或拒绝参加公益劳动去支持地方异教神的祭祀仪式。

传教士和地方民众发生摩擦的两个具体原因和我们的故事有关。涉及到洋人的财产交易也是不安定因素的根源。根据法国和中国1865年签订的“柏尔德密协定“,法国传教士有权租赁和交易内地的土地来支持他们的布道活动,其他的外国侨民根据他们的国家与中国签订的最惠国条约,也纷纷提出相似的要求。1894年和1895年之间,法国政府不断地朝宗立衙门(中国的外交部)施加压力,让中国政府再次确认这些权利。中国政府也发出若干份公告,要求地方官员遵守“柏尔德密协定“的条款,不要去阻扰传教士们的财产交易。可是地方上的抵抗不是轻易可以缓解的,正如亚瑟 史密斯,美国驻华高级布道专家,在世纪交替的岁月里悲伤地写道,“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涉及到财产问题的摩擦,没有一件不和传教士的土地买卖活动有关。总是有人幸灾乐祸,欲藉着一场暴乱的苍白的光芒来报宿怨雪旧仇。”

同样地,关于传教士药品使用中神奇的仪式,民众也有种种恶毒谣言和古怪念头(例如,用人的眼睛和脑子去调制药方)这些奇思怪想都是诅咒传教士倒霉的那些人编造出来的。玛丽 查理顿,1894年在福建省,福州附近开设了一家福音诊所。某一天,她面对一群暴徒,他们狂叫,“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你挖下婴儿的眼睛,把它们煮熟了制药。”前面提到的哈顿也会调制些基本的西药,因此江阴布道站也很容易遭遇到诸如此类的指控。30年后,赖斯 利特尔回忆他们当时身处危险环境下的情景:

“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去想象,对江阴民众来说,两个未婚的美国人生活在他们的中间是多么叫人难以理解啊!我们逗留在这个城市史为他们谋幸福,这个解释“太好了”,以至于难以说出口来。更容易让他们相信的是。。。我们是乔装打扮的“美国政府的代表,来刺探中国的情报,不久的将来,全副武装的军队凭借手中的刺刀夺取这个国家。伴随着诸如此类的怀疑就是众所周知谣言:传教士用孩子的尸体来制药的。”

尽管他们坦言预料到布道站所面临的潜在危险,当麻烦真正到来时,哈顿和利特尔承认他们当时大吃一惊犹如“晴天霹雳”。1896年5月12日一连串生死攸关的事件展开了。上海的“华北日报”称之为“暴乱时期的高潮”。沈地主打发环迟尧来索讨额外的租金的风波过去大约两星期后,一天,环领着“一群蛮横的家伙”闯进了教堂。他指控传教士肢解孩童尸体,抠出他们的眼睛和大脑,然后把他们埋在布道站的院子里。他们要求进入大院搜索罪证。可是哈顿拔出手枪,声称他要枪击任何第一个敢触到院子大门的人,那些人停止了行动。与此同时,利特尔和 一位中国的助手匆匆去寻找地方长官。一个小时以后,当知县带着十几个随从和他们返回布道站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了。

传教士请刘知县进去搜查来证明他们是清白的。在一无所获之后,刘知县命令环拿出证据来。起初,环迟尧犹犹豫豫的,接着他走到围墙根基的附近,开始挖掘起来。经过一番努力后,环挖出一个用粗草席裹着的包袱,环把包袱打开,令站在房屋后门廊上旁观挖掘的美国人大吃一惊:包袱里的东西证明是一个约十八个月大的死婴。(据一位中国人的描述,死婴的眼睛已被抠出来了)。哈顿和利特尔对这件事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不知如何向知县做出解释。当这个扑朔迷离的包袱在人群中传递时,群情激愤起来。民众挥动扁担,长刀,锄头和扒钩,怒吼:“杀死洋鬼子!”人群朝前涌动,刘知县和他手下的人都没带武器,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控制这个局面。哈顿再度拔出手枪来不让民众靠近,利特尔抓了一把椅子,冲到后墙前,两人翻越过墙,一路狂奔,衣服的下摆随风飘逸,他们一直跑到附近江边的要塞。那里的驻军领袖和外国总教官德国人约翰 鲁詹思上尉保护了他们。鲁詹思先前就和传教士交了朋友,最近还答应帮助他们去弄到一块特批的土地来建造江阴福音医院。向外国人复仇的努力失败后,人群返回到布道站的大院里,抢劫和毁坏那里的财产,知县还拘留了传教士的中国助手和仆佣们。

逃脱了临头的危险后,哈顿和利特尔冷静地思索白天发生的一切,并且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面对着显而易见的反基督教骚动,他们打算放弃江阴的布道工作吗?环迟尧的动机是什么?那死婴从哪里来的?那位一开始就对洋人有敌意的,没有采取果断措施阻止暴乱的江阴知县愿意调查事情的真相吗?发生在上个星期的一连串令人费解的事情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他们回忆到有一天隔壁的寡妇声称前一天夜里听见传教士院子里发出的嘈杂声,可是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异常。随后的一天晚上,传教士的仆人惊吓了一位在后院转悠的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认出是谁,那人就逃跑了。这些事情和发现女婴尸首之间有什么关联吗?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天(5月13日)去靖江,向领事汇报发生的一切和寻求美国政府的帮助。一听完他们的陈述后,领事立刻和靖江道台取得了联系。道台派了位全权代表到江阴去调查此事;琼斯还通知了美国驻沪总领事T. R. 杰尼克,杰尼克和美国“波士顿号”巡洋舰舰长讨论了是否派军舰顺水而上驶往江阴以显示军事威慑的可能性(不过,后来没有派军舰来江阴)。

骚乱的消息通过美国和中国的渠道迅速传开。哈顿似乎是个急性子的人,他撰写了好几篇有关骚乱的文章。不到一周的时间,一篇文章刊登在“华北日报”上,驻京的美国使馆常务参赞查理 登比读到这篇文章。5月17日,宗立衙门正式向登比通报了江阴发生的骚乱。江阴骚乱的消息来到之日,正是美国政府重新评价它在华宣教政策之时。早些时候,政府拒绝了教会提出的保护他们在内地宣教的请求。可是日益增加的由布道产生的摩擦促使美国驻华官员改变了他们的姿态。到了十九世纪90年代中期,诚如一位著名的美中关系历史学家所说,“华盛顿已经戏剧般地拓宽了它对布道权利的定义并且显示出愿意保护这些布道权利的实施,即使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对浪潮。”

加速美国政策改变的原因是江阴骚乱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反基督教事件。在华的美国布道团的教士们于1895年草拟了一系列的请求,他们催促美国政府面临接踵而来的排外活动,必须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立刻调查这些事件;惩罚地方官员,无论他们的官职级别有多大;只要在他们的任内发生排外骚乱,一律惩罚那些中国官员或免除其职位;由清政府颁发公告承认传教士的居住权利,赔偿他们的损失;地方官员也要发出通知欢迎传教士返回他们宣教的所在地。美国的教士们也察觉到大不列颠,当时西方在华的头号强国,不情愿卓有成效地处理与传教士相关联的事件。杰出的教士亚瑟 史密斯大声谴责英国的“令人沮丧和外强中干的政策”,这种政策纵容了中国官员抵制条约中阐明的外国人在华宣教的权利。

美国驻华使节和华盛顿的国务卿此时看到了在亚洲地区建立美国作为强权大国的机会。它采取强硬立场支持传教士。1895年6月,在京的美国牧师催促中国政府命令长江江流域的官员采取防范措施确保那里教士的安全。几天后,宗立衙门指示全国的满族统帅,总督和提督颁发告示承诺保护当地的传教士和他们的教堂。第二年,美国官员又提出几项附加要求,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如“柏尔德密协定”所规定的,正式承认美国人居住内地的权利和在那里买卖土地的权利;若教士在当地受到攻击,该省的总督和地方官员必须分别承担责任,并永远禁止他们在担任官职。尽管宗立衙门只接受了附加要求的第一款,一份官廷法令刊登在1898年2月17日的“北京公报”上,要求省级高官承担这些责任。

根据新制定的,态度强硬的政策,查理 登比 向华盛顿汇报的江阴事件,加快了政府的激烈反应,最大程度地对教士们1895年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由于玩忽职守,没能防止和控制骚乱事态的发展,美国政府正式要求对江阴的地方官员和地保做出严厉的惩罚。对地保的指控来源于一份报告(从未得到证实过),说是有一张煽动性的布告曾经张贴在教士宅屋附近,美国政府认为,地保本该意识到潜在的骚乱并通知地方长官的。美方还坚决要求江苏省府张贴告示谴责骚乱和解释地方官员遭惩罚的原因。美国常务国务卿W.W洛克希尔向登比透露,“在这个案件中,惩治地方官员比货币赔偿来得更重要。”

领事考虑动用巡洋舰作为武力威慑和洛克希尔强调对涉及江阴骚乱的地方官员采取惩治显示了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条约的规定的决心。一些教士对于凭借这种政治干预来保护布道活动表示反感。然而,如上所述,哈顿和利特尔不在其列。事实上,利特尔坚决拥护领事的帮助。1896年晚些时候,“传道人”期刊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规劝教士们避免向驻华领事和部长们求援,因为他们“在建立精神国度中伴随着失败。” ,江阴骚乱的情景依旧萦绕在利特尔的脑海中,他写文章在同一期刊上进行辩解来证明他和哈顿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允许一伙狂怒的暴徒扑向布道站,摧毁我们的财产而不去向正当的权威机构报告,难道我们不是在鼓励暴力和掠夺行为吗?难道我们不是忠心耿耿的教会财产受托管理人,教会的财产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吗?我坚持认为,在这片土地上,维护和促进权利与公正永久原则的最佳手段是让中国的当权者为暴力和血腥的行为负责。我们向政府驻华的公正的代表求助,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来保护我们的。我还要指出,倘若某教士允许暴徒肆意毁坏教会财产而不去要求相同数量的赔偿,就证明他是个不忠于受托之事的人。因此他也不能保证所有派遣到中国的人们,无论是男士是妇女还是孩子们,的生命安全,正是这些人把福音之光带进这片黑暗的土地。”

话题再转回到江阴,围绕5月12日骚乱的奥秘真相大白了。一位妇女的孩子4月份夭折了,她到孩子的坟上给它烧香时,发现小棺材被打开了,棺内的尸体被移走了。传教士的几位中国朋友此时正好在江阴,听说了这件事就说服妇女去报官。知县在靖江道台派来的全权代表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失踪婴儿和环迟尧之间的联系。几天内,环经常光顾的鸦片馆老板秦苏楚坦白了他和环商量导致骚乱的阴谋。环迟尧,如上所述,在传教士手上屡遭挫折,他想向教师借贷又遭拒绝,由于门窗讹诈之事,没有受邀入沈地主的宴席,觉得“颜面丢失”,于是他决心寻机报复,他和秦合计了敲诈勒索的阴谋。他们决定控告传教士为了罪恶的制药去肢解婴儿,并提出赔偿作为他们的封口费。他们雇了名姓陈的城里的二流子挖出一具刚夭折的婴儿,把它埋在布道站的院子里。在骚乱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正是陈二流子被人撞见,然后翻越后墙逃跑的。环和秦声称他们原计划只带几个人到布道站的。可是指控教士肢解婴儿的的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人涌来了,局势终于失控了。

法庭宣判三名主犯死刑,对另外15名卷入骚乱者给予较轻的处罚。环和陈因亵渎坟茔将被斩首,秦作为同案犯将被绞死。据说,在执行死刑前,环和陈在狱中服毒自尽了,而秦最终由死刑减缓到终身流放。他的缓刑或许归功于教士们的说情。教士们初到江阴时,秦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哈顿和利特尔就秦的犯罪事实向总领事杰尼克提出质疑,暗示是环让他卷入了炮制阴谋的活动中。他们还相信秦在法庭上的供词是动刑逼供出来的。在靖江道台主持的正式审讯中,琼斯领事也在场,琼斯否认了动刑的说法,只是说每位被告跪在一盘铁索上陈述供词。当驻京使馆向宗立衙门提出这个问题时,后者谴责教士们质疑审判的公正性。而且陈明它已指示江苏省府严格处理这桩案件。

几个月后,1896年10月,秦的案件有江苏省法官在苏州审核,驻沪的长老会教士们在一次聚会上再次呼吁外交干预。查理 登比又一次与宗立衙门接洽,请求等总领事到场后再开始司法听证。中方当场拒绝,称该案件不是重新调查而是依照司法程序仅仅审核一遍而已。然而中国政府或许意识到了美国人的愤慨产生的影响,最终在秦案上妥协了。

  哈顿和利特尔不仅仅在司法程序方面尽力帮助秦,他们还在精神上关心秦。在他流放之前,他们去狱中看望他,送他一本圣经和一些基督教教义的宣教手册。传教士在秦身上的努力起了效果。1906年,一位在中国内陆西北甘肃省布道的代表写信告诉他们秦仍然保留着那本圣经,已经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后来,教士们治愈了流放者姐姐的病后,她姐姐也成为了基督徒。

江阴知县刘延康由于在骚乱中未尽到职责,也受整饬。诚如常务国务卿洛克希尔一开始所说,对美国政策而言,惩治地方官员是至关重要的。琼斯要求刘延康降级免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教士的布道活动,尤其是在骚乱期间,没有为提供哈顿和利特尔保护。琼斯还注意到,知县到达骚乱现场时,仅仅带了些手无寸铁的随从,却没有从附近的要塞调兵过来。靖江的卢道台很合作,向琼斯保证他的要求将得到满足。免职程序推迟了六个月以便让刘知县能够赔偿教士们9,000美元(这是道台提出的赔偿数目),而且根据琼斯的要求,刘还为教士们明确了他们新财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使传教士们感到安全。1897年,江苏总督执行了宗立衙门迫于美国压力而发出的命令,最终罢免了刘知县。

传教士们彻底清洗了不白之冤,知县张贴告示说明案件的真相。哈顿和利特尔用获得的赔款开始修理布道站损坏的财产,并于1896年底竣工,重新恢复了布道活动和医疗服务,可是他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仍处于不信任和紧张的气氛中。一些中国人担心教士们会寻机报复,所以来到布道站的群众寥寥无几。然而,逐渐地,教士们的努力取得了进步,拆除了民众和他们之间的障碍。用哈顿的话来描述,“通过始终如一的友善态度,耐心细致的医疗实践,热情洋溢地和任何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人保持联系。”

江阴布道团在中国基督教社团的较大范围内赢得了英雄般的声望。1900年在江阴举行的基督教大会上,一位中国的牧师是这样回顾1896年的骚乱的: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孩子被老虎抓住,拖走了。当他苏醒过来时,鲜血淋漓,脸上和额上挂着伤痕。医生检查了他的伤势后,对他说他伤得不严重,很快就会好的。小孩的名气开始变大了。群众从四面八方过来看望这位了不起的孩子,来看望这位被老虎拖走却又仍旧活下来的孩子。孩子发现被抓出几道伤痕也不是那么糟糕的事,伤口很快就会好的。人们自豪地说他们是那位被老虎拖去,却仍旧活下来的孩子的叔叔和兄弟们。那孩子也觉得自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江阴布道站发生的事就是这样的。几年前,我们听说过那场骚乱。我们对那场骚乱了解不多,可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布道站,我们对它特别关心。老虎虽然干了坏事但人们挣脱了老虎的掌爪安然无恙地又回来了。我们很高兴和他们是一家人。”

老虎当然指的是江阴最初反对布道的势力,小孩子指的是布道站。布道站经过骚乱生存下来了,中国的作恶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传教士的努力获得了合法布道的氛围,这些都增加了布道成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