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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工

江阴布道站9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中国基督教领袖认为“是基督教的各项活动而不是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精神的经历吸引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注意力和赢得他们的尊敬。” 与这种观点遥相呼应,一位美国的传教士写道,“除非基督教组织开展一些对他们个人和中国社会有影响的活动时做一些解释,否则对大多数非基督徒的中国群众而言,我们的宗教专用术语,我们的福音,基督教的盼望和要求都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被他们所理解的。”

 上述两段评论的观点反映了在异国他乡采取的社会福音模式宣传基督教,在江阴的布道站中可以例举出许多诸如此类的实据。就本质而言,社会福音模式显然是美国人做出的努力来重新定位基督教的产物,以便处理19世纪下半期工业化和都市化之后产生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教会里面的批评家们看见了美国镀金时代滋生蔓延的资本主义,对人间实现精神重生的真实领域时,是不可轻视的障碍。同时,圣经学者对耶稣生平的重新审视后,开始侧重于耶稣伦理道德教义的宣讲,并且把耶稣伦理道德教义从基督教教会发展并成为高度机构化组织时所添加的神学附加内容中剥离出来。基于这两个侧重面的结果,一方面发展了社会福音模式,鼓励基督徒们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号召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

 下面就是社会福音模式中不可或缺的观念:时代的问题必须用社会的方式来解决。基于这样的信念,社会改革家们不同于较保守的基督教徒,保守的基督教徒只是强调个人得到救赎,社会改革家们不是寻求把少数人从世界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而是寻求让整个世界获得重生。后来,一位改革家评论道,没有一个重生的社会,获得重生的个人也不可能生存下去。只有社会的完全复兴才能建立一个有助于个人得拯救的环境,在地上为通往 神的国度铺平道路。

 社会福音模式在美国新教教会兴起,在理论和事件上,都对布道运动产生了影响。从1810年一开始起,美国布道运动视在外国领土上完成个人精神的拯救为他们的目标,从而侧重于传扬福音。布道的理论强调世界上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鲁福斯 安德森,1832--1866期间美国海外布道传教士委员会中较有影响的秘书,是这种理论主要的拥护者。他坚称传教的任务就是“使不朽的灵魂与 神和好的任务。”他谴责了布道的“教化”功能,并且争辩道,福音的社会效应将通过本地基督徒的生活在今后的几代人中体现出来。根据安德森的观点,在外国领土上推行西方的文明形式,把它作为谋求拯救灵魂世界成功的必要条件,可能会被视作对这些国家的干涉,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到一起了。

 从某种意义上,安德森远远地走在他的那个时代的前面,强调了本土教会的重要性和预先告诫“文化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他的观点认为布道应该着重于传统的传讲福音而不是着重于社会活动,代表了布道工作中一种过时的和不切实际的宣教概念。除非人们所身陷的社会背景彻底改变,凭藉单一的福音传播手段使人们得救只能获取有限的成功。在中国,这些新型的传教的顾虑伴随着改良的潮流汇聚在一起。19世纪后叶,中国的现代派人士被西方的医学手段,教育的模式和社会救济的形式所吸引,这些形式看作是处理日益增长的疾病,愚昧和饥饿等社会问题的一剂良方。

 到了1900年,几乎所有在华布道的主要基督教教派,包括南方长老会,已经接受了社会福音的布道模式并且已经把不断增加的员工和资金转向投入教育和医疗服务中。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在华的传教士中有一半的人员不再直接和单一从事宣传福音的工作了。

 这种趋势让布道运动中传统主义者感到忧虑,尽管在江阴布道站似乎尚未成为主要的问题。而且使得他们抱怨这种趋势忽视或者干涉了布道活动中的基本实质。然而,,实际情况是,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经常是最吸引人们皈依基督教的场所,而且最终让传教士们赢得了比单一宣传宗教教义更大的尊重。工作在这些社会机构的传教士们把学校和医院看作是传福音的场所,而且在教学和治病的过程中,抓住每个机会宣传基督教信息,江阴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一位医院的管理人员写道,“布道站里的医生们不仅为牧师照亮了一条小路,而且他们治愈病人本身就是在阐述基督教的教义。”这样的观点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福音的传播和文化工作未必会相互排斥。

布道工作中日益侧重社会改革产生了许多结果,布道工作的专业化和把教育活动从宗教宣传中分离出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全日制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都是美国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的毕业生---取代了牧师和他们的妻子在学校担任业余教员或在门诊所从事临时的医务工作。到1910年为止,在华的布道力量中70%是普通信徒,比较1868年只有50%的普通信徒的比例有所增加;其中80%是妇女。并不是所有的普通信徒必须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医务工作者,有些人是来自于独立的“信心布道使团”的福音宣教人员。尽管如此,在主要的宗教派别中,授予圣职的牧师占布道力量的比率越来越小,尤其是在从事教育和医务工作的人员中所占比率越来越小。

 藉着这些学校,医院和其他的社会福利机构,传教士们成为可供选择的,发展更加“现代化”模式的承包商。他们把一系列纷繁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念输入中国,而这些价值观往往和当地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因此,当社会福音模式赢得优势时,布道运动对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努力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是,当新观念和教会的机构的引入是靠军事压力或政治压力作为后盾时,就会导致如安德森早期预言的那样的“文化资本主义”。

 至于在江阴布道站和在其他布道站的医务工作方面的情况。医院内推行的制度化护理,配备住院医护人员,配备专门的医疗设备和实验室,这一切的本身就是现代医院的象征,而且这些教会医院不仅提供了新水平的护理,而且还利用这些设备来培训专业的医务工作人员以便让中国的受培训人员,同时也让培训者他们自己具有一种专业的责任感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传教士们组织了医学协会,出版了医学期刊。在他们的心目中,医学及其专业化的设备和附属的衍生品(医院,协会,期刊和医学教科书)都可以担当起完美模式的作用,成为中国人认真学习现代化西方科学学说的传递者。

 教会医院代表现代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把健康护理延伸到新的群体那里去,例如,伸展到妇女,农村的居民那里,伸展到江阴的鸦片烟瘾君子以及其他地区的麻风病患者和严重的精神病患者那里。教会医院还提高了居民的个人卫生和公共健康的意识。

 教会学校也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许认可教会学校产生的最受欢迎的影响就是妇女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通过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许多的中国妇女生平第一次能够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参与者。这不仅仅帮助普及新观念: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应该受到教育;而且在教会学校教书的单身女传教士们还对女性学生产生了榜样性的影响作用。从学校毕业后,许多女学生继续规划自己的终身职业,通常像她们的老师那样,在教育领域当一名单身女教师。由于教师工作的薪酬优厚,她们在相当程度上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从而获得了个性的独立。

 在课程设置方面,教会学校的创新措施包括重视体育学科和生物学科,实验室工作,医学教育,数学学科等等。学校注重这些学科作为引进科学探索的方法,或者正如研究教会学校教育的人士所言,“去建立一种对事实权威的敬畏,而不是对古代,传统观念的敬畏。”

 除了学术科目以外,教会学校在发展他们学生的体质和道德教育方面也起了带头的作用,他们强调体育锻炼(通常是中国的武术),娱乐活动和个人卫生习惯的价值。教师们还强调性格发展和培养个人素质的重要性,这方面对妇女和孩子们尤其重要。在道德培育方面,不仅仅谆谆教诲一般的基督教价值理念,学校还包括鼓励学生投入地方社区开展的社会救济计划之中(例如,江阴学校举办的慈善活动中)

 然而,布道运动中教育活动所做的贡献被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抵消了。鲁福斯 安德森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告诫道,文化工作(或者一些传教士们使用了更加个性化的术语“教化”工作)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危险性。根据安德森的观点,这种世俗的工作,尤其是外国传教士从事的教育工作等同于文化侵略而且会导致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应。这样的影响在中国的19世纪20年代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在改变的政治气候中,教会学校越来越成为反帝组织攻击的目标。

 推行社会福音模式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兴建大量昂贵的建筑,例如学校,医院和孤儿院。这些都是中国基督徒们靠自己的财政没法维持的机构,他们继续需要美国本土的布道董事会的财政援助,这样就阻碍了中国人实现自立教会的目标。而且这样做还助长了一个观念的长期存在:基督教是外国的宗教。由此,社会福音模式妨碍了中国本土基督教教会的成长。

 总之,通过社会福利倡导的“善举”,布道活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主要贡献,中国人民对其中的许多贡献给予认可和欢迎的。在江阴,传教士们的医疗服务工作,以及在几次军阀战争中,传教士们所作出的维护和平的努力提高了布道站和外国神职人员的地位,赢得了当地社会的尊敬,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宣传基督教。可是传教士们凭借这些活动赢得的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亲善感情由于他们抵触当地政府对教会学校颁布的章程而烟消云散。

 教育,它比其他世俗活动更加直接地涉及到文化价值的传播,从而激发了民主主义份子的强烈反应,也导致中国的基督教教会组织内部产生了紧张的关系,同时基督教教会和中国社会之间也产生了紧张关系。

 最终,社会福音模式的必然结局---这种模式是在那个社会传播基督教以便导致一个非基督教社会文化嬗变(暗指西方化)的前提条件或者至少是互补的前提条件---在中国不失时机的开展布道运动,不仅起了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催化剂作用,而且也把这场运动暴露在凶狠的民族主义腐蚀的阴影下,美国在华的布道运动跌入一个陷阱而且它绝不可能依靠自救而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