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外围哪个app可以买,lol外围投注app官方网站>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节选二

作为中国享有盛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的岭南大学,其创办比清华大学还要早。1888年,广州出现了一家“格致书院”,由两个中文名为香便文、哈巴的美国传教士筹办。它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1900年,书院迁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校。1904年学校从澳门迁回广州,选址在康乐村。岭南校园又称康乐园便由此而来。1921年,学校升格为大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岭南大学有几件事恐怕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其一,岭南学校最早实行男女学生同校;其二,在1913年至1916年,时任岭南学校中国教务长的钟荣光,遍走南北美洲各埠,在美洲各地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共三十多处,在华侨中为岭南学校筹款。一分一元集腋成裘,共筹得美元将近一万,开岭南学校接受华侨资助的先例。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教会学校,岭南大学保持着更浓厚的华人特色。1927年,钟荣光任岭大校长,实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第一位华人校长。

这样的背景,使岭南大学在二十世纪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能一定程度上置身于现实社会之外并远离政治。抗战前夕,岭大校风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在精神上标榜有四大自由--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提倡岭南一家亲的合作与互存互助的风气。这在经年饱受军阀势力你争我夺及战争摧残的广州,不失为一块能放得下一张书桌的绿洲。

这也是一块名符其实的绿洲。向有康乐园之称的岭南大学,位于广州南郊,依傍着滚滚东流的珠江。历四十余年的建设,校园占地面积近一平方公里,校内绿树成荫,规划井然,数十幢欧式别墅和红墙绿瓦的教学大楼点缀其间。远在二十年代,学校已专门请来美国的建筑师对校园的建设作出统一的规划。故康乐园具有美国大学的某些风格。踏入校园,无人不为其优雅宁静的环境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半生走南闯北、十岁便远走南洋、二十二岁便赴美国留学的陈序经,也对母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1948年这个多事之秋,他几乎没有什么考虑便答应了岭大美国基金会的聘请,执掌这所南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时为1948年的七八月间。

在这个前途难卜的盛夏,很多人在惶惶不安中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这位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学者,此时却以十二分的热情,献身于他所钟情的教育事业。其开拓进取、丝毫不理会时局变幻而努力办学,于今想来仍是不可思议的。受聘岭大之前,陈序经为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被张伯苓倚为左右手。张伯苓自然不愿意放走这位难得的人才,多次协商下,张伯苓松了口,答应只借给岭南大学两年。这一借,使陈序经留在广东十六年,为广东当年拥有一支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陈序经走马上任那一年才四十五岁,他并没有先到学校,而是在北平、香港等地走了一圈。这一走,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北平,陈序经拜会了很多学者与教授。这位前西南联大的院长,其旧雨新知遍北平。拜会的内容有两个:一是互通信息加强联系;二是诚聘愿意离平者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陈序经的梦想是在广东建设一所类似清华大学那样一流的名校。五十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无限感慨地对陶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此话不假。

正是在这个时候,陈序经拜会了陈寅恪,并发出了邀请。但此时的北平,尚远离战火,陈寅恪自然没有马上答应陈序经。但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序经这个盛夏的北平之行,为陈寅恪晚年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伏笔。半年后,陈寅恪与一批平津地区的高级知识分子投奔岭南大学,至此人们才懂得陈序经有着深远的眼光。

北平与香港之行,很能体现陈序经的办学特点:一手抓教授,一手抓经费。香港之行,陈序经满载而归,一个商人慷慨地给了陈校长二十万元港币作学校的经费,这数目在当时绝非寻常。再加上其他的资助,这位在东南亚学界有相当影响的校长便开始大展拳脚了。

8月,陈序经正式到校。9月,新学年开始。新任校长第一次对全校师生作训词,内云,“岭南虽是一个基督教大学,但对于学术的发展,它并无宗派之分,而注重于自由讨论的精神,也许是有了这种精神,岭南才愿意去找一位没有受过洗礼的人来主持校务,这又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创举,这是兄弟所觉为荣幸的。”

从这段发自内心的训词,大体可以探知陈序经的办学思想,那就是“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九年后,中国大地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时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撰《我的几点意见》,认为搞学术“要有优容雅量,否则学术就很难有显著的进步”,“假使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生活,完全当为政治生活来看待,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从实质看,陈序经的几点意见不过是他一贯“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的继续,论调很持平。但随后在“反右”中受到冲击。倒是“优容雅量”一词,正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真实写照。

陈序经的到来,为遭受经费困扰、师资疲软的岭南大学,注入了一股生机。9月,毕业于巴黎大学,曾任西南联大以及中山大学教授的语言学专家王力(了一),受聘到岭南大学教授音韵学并兼文学院院长。王力在岭大一直服务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为止。这里有一段内幕小故事:王力是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的任上受聘到岭大的。时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薪水低微,王力受薪只有一百多元,而陈序经聘王力的薪水据说达四百多元,每月还有特别津贴,相差何止四倍。此事一时成为学界的谈资。

10月,第一批离平南下的高级知识分子抵达岭南大学,陈序经盛夏的北平之行开始见效。第一批学人大部分是北平医学界的精英,如谢志光、司徒展、陈国祯、白施恩、秦光煜等。谢志光,北平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是中国临床放射学的创始人,他对放射学的贡献,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为“谢氏位”,声誉卓著。其他四人,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士,俱为北平各科的医学专家。正是这一批协和医院的精英,连同后来抵达广州的几位医学界名教授,共同撑起了在中国医学界有相当名声的中山医学院的半边天。因此,才有后来中山医学院有“八大一级教授”的说法。

其时,陈序经把这批医学英才全部安置在岭南大学医学院,并且在当月马上开课。陈序经已打破常规,何时有学人南下报到,何时就受聘上课。在1948年的秋季,岭南大学祥气云集,有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南国地区众多院校之中脱颖而出。如果就局部地区或一所学校而言,若能假以时日,陈序经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教育事业上的奇迹。

远在上海的陈寅恪不一定知道岭南大学这种新气象,但那里有一个陈序经就足以令人放心了。再加上从未涉足岭南这块土地的陈寅恪,其实对岭大并不陌生。

1939年初,英国牛津大学特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邀请陈寅恪前往牛津做研究与开讲座。其时陈妻唐筼与三个女儿抗战避难,受困于香港,生活艰辛,陈寅恪遂有举家赴英伦之念。

在陈寅恪漂泊的大半生,此时命运似乎露出些许曙光,它仿佛预示着陈寅恪的中年应该有一个转折点。

但有谁知这竟是陈寅恪中年遭受一连串打击的第一步。这年夏天,陈寅恪暂时结束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从昆明飞抵香港,与妻女团聚,并等候从香港到英国的船期。

陈寅恪本与海有缘。他第一次睁开双眼看世界是十二岁(1902年)那年。这年他随兄长陈师曾第一次乘船漂洋过海到了东京,是大海将他送往异邦彼岸。这一次对海的体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1942年他一家乘难民船从香港回内地,在颠簸的海面上,陈寅恪对晕船的大女儿陈流求谈到了这“第一次”的感受:开始也是晕船卧倒不能动,以后逐渐锻炼出能在恶劣的天气与船上的水手共同进餐。从此,大海便成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据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中本人简历一栏所述,1904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本,进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读高中,次年秋天因脚气病回国,旋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攻读。1909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即再次远游。191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文学。1911年,转瑞士Z?rich(苏黎世)大学继续攻读“语言文学”。1912年陈寅恪归国,“在上海家中自修文史学”。1913年,陈寅恪第四次远游,在该年进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读书”。1915年,陈寅恪自欧洲归国,此后三年继续“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学”。1918年冬,陈寅恪第五次远涉重洋求学:头三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梵文”,至1921年秋;从1921年9月起,转至欧洲“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十数年间,陈寅恪颠簸于海上,又岂止迢迢万里!

但在他四十九岁这一年,大海无情地成为阻隔他生命飞越的一道障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至欧洲的轮船停航,陈寅恪望海兴叹。遥望香港的洋面,陈寅恪根本想不到这一阻隔首尾竟达六年之久。

1939年9月的这场顿挫,给陈寅恪打击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略带宿命意味的句子:“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即使是通达的文化大师,面对命运的捉弄,所能感发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

无奈,陈寅恪只好独自重返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授课。

第二年的夏季,陈寅恪再一次从昆明抵达香港,渴望着能从这里踏上奔赴英伦的旅途。但很不幸,陈寅恪这一次赶赴香港仍不能搭上开往英国的海轮。于是陈寅恪决定停留香港,继续等候船期。这一停留,达两年之久。

陈寅恪为何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急切希望到英国?首先,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国学人赴英伦研究学问,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发现了大量在大陆非常罕见的中国文献,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国文书等等。这些文献的发现,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学者。敦煌学在三十年代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生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证的陈寅恪,在1930年曾在陈垣所著《敦煌劫余录》序言中饱含感情地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曾精辟地谈到“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近世学术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所以,被盗到英国的中国文献与佚籍,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当有无限诱人的吸引力。陈寅恪自亦不例外。

其次,此时心脏病长久地困扰着唐筼,陈寅恪自己身体也不好,治病疗疾,是陈寅恪渴望赴英伦的另一个原因。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命运偏不作美,等到1945年秋陈寅恪终于能一了心愿,乘飞机辗转抵达英国时,他的眼睛已经失明。英伦名校的汉学讲席虽仍虚位以待,但英伦的名医却无力回天。

1940年决定暂居香港的陈寅恪,不会预知五年后的人生际遇,他还在一心一意地等待海轮起航。这时,香港大学有幸请到了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任客座教授。岭南大学就这样走进了陈寅恪的视野。

早在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在广东惠阳登陆,不久广州陷落。岭南大学搬迁到香港。校方与香港总督协商,港督同意岭大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上课。正是这一点缘分,八年后陈寅恪以岭南大学为归宿也就有了某种内在的因素了。

陈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进俞大纲家中。俞大纲是俞大维的弟弟,与陈寅恪“姻连中表,谊属师生”,曾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同事。陈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学的二女儿陈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陈的一家可算是大团圆了。

但社会分裂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这个多年漂泊、凄苦的家庭里。还在北平时,陈家大女儿已经受到“学运”思潮的影响,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一点,与陈寅恪一向所坚持的学术应当保持独立自由精神的观点有所冲突。为此,陈寅恪是将他心爱的女儿带离了北平,但两代人的心灵并没有很快得到沟通,时代的裂变仍将对这个家庭产生很深的影响。也许两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复到平静时,历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沧桑!

从12月16日到第二年的1月16日,刚好整整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除了能享受到很难得的一家团聚所带来的天伦之乐外,陈寅恪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为未来作安排。首先去信与陈序经取得联系,待获得满意的答复之后,陈寅恪便着手准备南下;其次马上确定上海至广州的船期。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还在上海时陈寅恪就开始考虑将广州作为他一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不但把两个女儿带到了广州,其中二女儿立即转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岭大农学院园艺系,最小的女儿陈美延则进入岭大附属小学。而且,他一抵达岭南大学便马上进入角色,兼任中文系与历史政治学系两系教授,参加一些活动,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在上海乘坐招商局的“秋瑾”号客轮向广州进发。三天后抵达广州的渔珠码头。陈序经派了得力的秘书卢华焕亲自到码头迎接。卢华焕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八年,与陈寅恪及夫人熟识,数年不见,分外亲切。广州给陈寅恪的第一个印象充满了温馨与亲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岭南大学就在珠江边。江那边便是广州市区,学校连接市区最便捷的是交通渡船。为接陈寅恪,学校派来一艘交通船,所以陈一家刚下大轮船又坐上了小型交通船。船抵学校码头,受到陈序经及文学院师生的欢迎。内有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沧萍等教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校内西南区五十二号宿舍,其所在地又称“九家村”。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正式开始了。